在华安小学的第一天，我和他手拉手穿过几条街来到维多利亚小学。九月初，家家院子里的苹果树和梨树都结满了拳头大小的果实。树枝因负载过重而沉重地悬挂着，从树篱中伸出去，经常抓住路人的头发。许多许多孩子在操场上等待第一声铃响。小手环绕在父母的手心里，用胆怯的目光环顾四周。他们是幼儿园的毕业生，但是他们仍然不知道一条定律:一件事情的结束总是另一件事情的开始。铃声一响，人们突然朝不同的方向跑去，但是在如此多的人在混乱中来回穿梭的时候，我非常清楚地看着我孩子的背影——就像当一百个婴儿同时大声哭喊的时候，你仍然可以准确地认出你的孩子在哪里。华安背着一个五颜六色的书包向前走着，但他不停地回头，就像在穿越一条无尽的时间之河。他的视线与我的视线分开了空。我看着他瘦弱的身影消失在门里。16岁时，他去美国做了一年的交换生。我带他去了机场。当我说再见时，我像往常一样拥抱了他。我的头只能贴在他的胸前，好像我抱住了长颈鹿的腿。他显然很不情愿地忍受着母亲的深情。他排队等候护照检查。我站在外面，眼睛一寸一寸地跟着他的背影。最后，轮到他拿回护照，在海关窗口停留一分钟，然后闪出一扇门。他几乎看不见它。在他消失之前，我一直在等着回头看一眼。但他没有，一次也没有。现在他21岁了，他的大学正是我任教的大学。但即使他在同一条路上，他也不会开我的车。即使在同一辆车里，他也戴上耳机——只有一个人能听到的音乐是关着的门。有时他在街对面等公共汽车。我从高楼的窗户往下看:一个又高又瘦的年轻人，他的眼睛看着灰色的大海；我只能想象他的内心世界和我的一样深，但我进不去。过了一会儿，公共汽车来了，挡住了他的影子。汽车开走了，一条空摇摆的街道上，只站着一个邮箱。我慢慢意识到我的孤独似乎与另一个人物有关。完成博士学位后，我回到台湾教书。在到大学报到的第一天，我父亲让我坐他的廉价长途皮卡车带着饲料。直到这时，我才意识到他并没有开车到大学的正门，而是停在了侧门的窄巷里。卸完行李后，他爬回车里，准备回去。当他发动引擎时，他摇下车窗，伸出头说:“我的女儿，爸爸为你感到难过。这种车真的不适合大学教授。”我看着他的皮卡车小心地倒车，然后从角落里拉出来，留下一团黑烟。直到汽车消失在视线之外，我仍然站在一个手提箱旁边。自从我每周去医院看他，已经十多年了。推着轮椅散步，头低到胸前。有一次，我发现粪便滴落在他的裤腿上。我蹲下来，用手帕给他擦了擦。我的裙子被粪便弄脏了，但我不得不回到台北像这样工作。护士接管了他的轮椅。我拿起钱包，看了看轮椅的后面。我在自动玻璃门前停下，然后没有开始。我在黄昏时跑到机场。在火葬场前面，棺材是一个巨大而沉重的抽屉，慢慢向前滑动。我没想到我能站得这么近。我离烤箱门只有五米远。雨斜斜地吹向走廊。我拂去湿漉漉的前额上的头发，深深地凝视着，希望能记起我最后一次观看的情景。慢慢地，慢慢地，我明白了所谓的父女母子匹配只是意味着你和他的命运就是看着他的背影在我的余生中渐渐远去。你站在这条路的尽头，看着他在路的转弯处渐渐消失。此外，他用背悄悄告诉你:不要追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