将近20年前，我小心翼翼地迎接了人生中的第一次高考。

让人绝望的是，根据估计的分数，我只能申请一所普通学校。但我从小的理想是成为一名记者。在我心里，我宁愿回家卖红薯，也不愿做一个粗鲁的老师。面对这样的现实，我真的很想放弃，再继续学习一年来实现我的梦想。

然而，我的父母强烈反对我的想法。那时，我的弟弟和妹妹在上初中。我父亲是家里唯一挣工资的人。如果一个孩子早点有出路，父母的负担就会减轻。此外，从父母的角度来看，一个女孩被师范学校录取真是一件难得的好事。教师的职业不仅稳定，而且师范学校也有每月的生活费补贴。虽然那点钱只是九牛一毛，但对我们这个贫穷的家庭来说却是一件幸事。

在去报到的公共汽车上，我看到许多人看起来喜出望外，这种轻微的痛苦又升起来了:唉，虽然我最不愿意当老师，但我可以去这样的学校，我害怕我不得不听天由命。

那个十一月的假期我没有回家。一个月的星夜，一个人躺在桌子上给中国国家广播电台的曹芳专栏写了一封信。除了倾诉我的痛苦，我还大声呼喊:有人说给我一把钥匙可以打开希望。今天我终于拿到了钥匙，却发现这个世界布满了高墙。

这封信很快就被中国国家广播电台播出了。我开始收到许多来自世界各地听众的来信。其中，我和一位残疾朋友慈成了笔友。过了这么多年，我仍然记得他在信中写的一句话:作为一名大学生，你因为选择了一所你不喜欢的学校而感到沮丧和困惑，但你永远不会想到在世界的另一个角落还有一个人今天会嫉妒你，因为你再也站不起来了。

这句话似乎深深地打动了我的心，那一刻，我终于知道要低着头仔细审视自己的人生。虽然师范学校不是我最喜欢的，但在那些下班回家的学生眼里，这样的学校像梦一样多彩吗？退一万步说，不管我多么不喜欢现在的学校，但是，已经变成了现实生活，你不总是在黑暗中爬行吗？

我开始尝试用书来代替这种痛苦。不久，我成为了《城市日报》的记者，并去《城市日报》编辑部不间断地发表文章。在一次闲聊中，这家报纸年轻的编辑部主任告诉我，他的母校实际上是我们学校。

这个事实让我很兴奋。我第一次意识到，虽然我在师范学校主修，但我仍然有可能不做老师。

从那时起，我更加努力了。两年的大学生活，几乎所有的业余时间都花在了阅读和写作上。我的名字开始频繁出现在一些地方报纸上。大学毕业后，因为打字文章，我去县电视台当记者。

虽然这份工作离我的理想还很远，但它仍然接近我的目标。下班后，我一点也不敢放松，努力管理自己的话语和梦想。此时的理想是如何逃离这个拥挤的小镇，自由地飞向更高的天空空。

几年后，我没有逃离这个小镇，但我也有飞翔的翅膀。当生命进入这个秋天，我的命运之树也开始结出硕果。

生活就像爬山。每一次飞跃都是一步。很多时候，这一步可能不是我们喜欢的，但作为一个路人，我们没有选择。在这种时候，人们通常有两种选择:一种是忧郁和优柔寡断，另一种是内心不安。一种是坦率地接受，然后寻找另一种方式。

前者是对世界的被动躲避，而生活在他眼里是一座山。在后者看来，虽然这座山又陡又陡，但如果你把它翻过来，它就会被花和草覆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