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给蒂阿瑞讲了一个我在圣托玛斯医院熟悉的人的故事。这是个犹太人，姓阿伯拉罕。他是个头发金黄、身体粗壮的年轻人，性格腼腆，对人不和，很有才能。他是靠着一笔奖学金入学的，在五年学习期间，任何一种奖金只要他有机会申请就绝对没有旁人的份儿。没有人不承认他才华过人。最终他被选进领导机构中，他的前程已经有了可靠的保证。按照世情推论，他在自己这门事业上一定会飞黄腾达、名利双收的。在正式上任以前，他想度一次假；因为他没有钱，所以在一艘开往地中海的不活期货船上谋了个医生的位置。这种货轮上一般是没有医生的，只是因为医院里有一名初级外科医生熟悉跑这条航线的一家轮船公司的经理，货轮看在经理的情面上才录用了阿伯拉罕。
几个星期以后，医院领导收到一封辞呈，阿伯拉罕声明他决定放弃这个人人嫉羡的位置。这件事使人们感到极度惊诧，千奇百怪的谣言不胫而走。但是既然早就有人预备好填补他留下的空缺，阿伯拉罕不久也就被人遗忘了。以后再也没人听到他的任何新闻。这个人就这样从人们的影象里消逝了。
大约十年过后，有一次我乘船去亚历山大港。即将登陆时，一天早上，我被通知同其他旅客一路排好队，等待医生上船来搜检身体。来的医生是个衣履寒酸、身体肥硕的人。当他摘下帽子，我发现这人的头顶已经完全秃了。我觉得仿佛已往在什么地方见过他。突然之间，我想到来了。
“阿伯拉罕。”我喊道。
他转过头来，脸上显出惊奇的神色。愣了一会儿，他也认出我来，马上握住我的手。在我们两人辨别赞叹了一番后，他听说我预备在亚历山大港过夜，便邀请我到英侨俱乐部去吃晚饭。在我们碰面以后，我再次表示在这个地方碰到他实在出乎我的意料。他现在的职务相当低微，他给人的印象也很寒酸。这过后他给我讲了他的故事。在他出发到地中海度假的时候，他一心想的是再回伦敦去，到圣托玛斯医院去就职。一天早晨，他乘的那艘货轮在亚历山大港靠岸，他从甲板上看着这座阳光照耀下的白色城市，看着码头上的人群。他看着穿着褴褛的轧别丁衣服的当地人，从苏丹来的黑人，希腊人和意大利人成群结队、吵吵嚷嚷，土耳其人戴着平顶无檐的土耳其小帽，他看着阳光和碧蓝的天空。就在这个时候，他的心境突然之间发生了奇异的转变，他无法描述这是怎么一回事。事儿来得非常突兀，据他说，像是晴天响起一声霹雳，但他觉得这个譬喻不够妥当，又改口说像是得到了什么启示。他的心像是被什么东西揪了一下。突然之间之间之间间，他感到一阵狂喜，有一种得到无限自由的感觉。他觉得自己像是回到了老家，他事先当地就打定念头，今后的日子他都要在亚历山大度过了。离开货轮并没有什么困难，二十四小时以后，他已经带着自己的一切行李登岸了。
“船长一定会觉得你发疯了。”我笑着说。
“别人爱怎么想就怎么想，我才不在乎呢。做出这件事来的不是我，是我身体里一种远比我自己的意志更壮大的力量。上岸以后，我四处看了看，想着要到一家希腊人开的小旅馆去；我觉得我知道在哪里能找到这家旅馆。你猜怎么着？我一点儿都没有费劲儿就走到这家旅馆前边，我一眼就认出它来了。”
“你已往到过亚历山大港吗？”
“没有。在这次出国前我从来没有离开过英国。”
不久以后，他就在公立医院找到个工作，从此一向待在那里。
“你从来没有懊悔过吗？”
“从来没有。一分钟都没有懊悔过。我挣的钱刚够维持生活，但是我感到心写意足。我什么要求都没有，只希望这样活下去，直到我死。”
第二天我就离开了亚历山大港，直到不久以前我才又想到阿伯拉罕的事，那是我同另外一个行医的老朋友阿莱克·卡尔米凯尔一同吃饭的时候。卡尔米凯尔回英国来短期度假，我偶然在街头遇见了他。他在大战中工作得非常出色，荣获了爵士封号。我向他表示了祝贺。我们约好一同消磨一个晚上，一路叙叙旧。我答应同他一路吃晚饭，他发起不再约请别人，这样我俩就可以不受干扰地畅谈一下了。他在安皇后街有一所老宅子，布置很优雅，因为他是一个富于艺术观赏力的人。我在餐厅的墙上看到一幅贝洛托的画，另有两幅我很羡慕的佐范尼的作品。当他的妻子，一个穿着金色衣服、高身量、样子讨人喜欢的妇女离开我们以后，我笑着对他说，他明天的生活同我们在医学院做学生的时代相比，转变真是太大了。那时，我们在威斯敏斯特桥大街一家寒酸的意大利餐馆吃一顿饭都认为是非常奢侈的事。现在阿莱克·卡尔米凯尔在六七家大医院都兼任要职，据我估计，一年可以有一万英镑的收入。这次受封为爵士，只是是他迟早要享受到的一个荣誉而已。
“我混得不错，”他说，“但是新鲜的是，这所有都归功于我偶然交了一个好运。”
“我不懂你说的是什么意思。”
“不懂？你还记得阿伯拉罕吧？飞黄腾达的本该是他。做学生的时候，他处处把我打得惨败。奖金也好，助学金也好，都被他从我手里夺去，每次我都甘拜下风。如果他这样持续下去，我现在的地位就是他的了。他对于外科手术简直是个天才。谁也无法同他竞争。当他被指派为圣托玛斯附属医学院注册员的时候，我是绝对没有希望进入领导机构的。我只能开业当个医生，你也知道，一个普通开业行医的人有多大可能跳出这个槽槽去。但是阿伯拉罕让位了，他的位子让我弄到手了。这样就给了我步步高升的机会。”
“我想你说的话是真的。”
“这完全是运气。我想，阿伯拉罕这人心理一定变态了。这个可怜虫，一点儿救都没有了。他在亚历山大港卫生部门找了个小差事——检疫员什么的。有人通知我，他同一个丑陋的希腊妻子子住在一路，生了半打长着瘰疬疙瘩的小崽子。所以我想，问题不在于一个人脑子聪明不聪明，真正主要的是要有个性。阿伯拉罕缺少的正是个性。”
个性？在我看来，一个人因为看到另外一种生活方式有更重大的意义，只经过半小时的考虑就甘愿抛弃一生的事业前途，这才需要很强的个性呢。贸然走出这一步，以后永不懊悔，那需要的个性就更强了。
“当然了，如果我对阿伯拉罕的行径故作遗憾，我这人也就太虚伪了。不管怎么说，正因为他走了这么一步，才让我占了便宜。”他吸着一支长长的寇罗纳牌哈瓦那雪茄烟，舒适地喷着烟圈，“但是如果这件事同我个人没有牵连的话，我是会为他虚掷才华感到可惜的。一个人竟这样糟践自己，实在太令人心痛了。”
我很嫌疑，阿伯拉罕是否真的糟践了自己。做自己最想做的事，生活在自己喜爱的情况里，淡泊宁静、与世无争，这难道是糟践自己吗？与此相反，做一个闻名的外科医生，年薪一万英镑，娶一位鲜艳的妻子，就是成功吗？我想，这所有都取决于一个人如何看待生活的意义，取决于他认为对社会应尽什么义务，对自己有什么要求。但是我依然没有说什么；我有什么资格同一位爵士争辩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