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到苏东坡的敌人，最难措辞的莫过于王安石了，然而事实上又绝对无法躲避王安石，因为两人不但分属两个政治营垒，而且彼此之间另有纠缠不清的私人恩怨。

　　苏东坡一入仕途就陷入了新旧党争，他的父亲(father)苏洵和弟弟苏辙、他敬爱的朝中元老、他的亲朋挚友，险些无一不是站在旧党一边的。

　　当然，更主要的是苏东坡本人的政治看法与王安石的新法南辕北辙，他的学术思想也与新学水乳融会，忠鲠谠直的他不可能违心地对方兴未艾的新政沉默不言，他势需要成为新党的政敌，也势需要与新党党魁王安石发生冲突。

　　嘉佑六年(1061年)，二十六岁的苏东坡参加制举，王安石以知制诰的身份出任考官。苏东坡在制策中全面地提出了自己对朝政的看法，许多看法正好与王安石两年前向仁宗所上的万言书截然相反。众考官都浏览苏东坡的“文义灿然”而置之于高第，王安石却斥责苏东坡之文“全类战国文章”。王安石随后还在任苏东坡为福昌县主簿的制文中说:“夫士之强学赡辞，必知要然后不违于道。择尔所闻，而守之以要，则将无施而不称矣，可不勉哉!”虽是代朝廷立言，但也显示了他本人对苏东坡的不满之意。

　　苏洵与王安石素不相协，嘉佑年间苏洵以文章名动京师，王安石却未有一言褒奖。王安石的母亲去世，朝中大臣纷纷前去吊唁，苏洵独不前往。苏洵还写了《辨奸论》暗刺王安石矫饰反常、不近人情的举止，并预言他必将祸害天下。七年以后，吕诲上疏弹劾王安石，说他“大奸似忠，大诈似信”，“外示朴野，中藏巧诈”，并断言:“误天下苍生者必是人也!”吕诲的话与《辨奸论》如出一辙，可见苏洵事实上是代表旧党收回了攻击王安石的第一声。苏东坡对其父写《辨奸论》是不以为然的，认为有些话说得太太过。苏东坡对王安石的文才也非常赞赏，曾称道王安石所撰的《英宗实录》为本朝史书中写得最好的。

　　但是苏东坡对王安石好为大言诡论的行为非常不满，曾在祭刘敞的祭文中予以讽刺。王安石则把苏东坡视为隐然的强敌，必欲把他驱逐出朝廷而后快。熙宁二年(1069年)，苏东坡上疏论贡举之法不当轻改，神宗非常正视，当天就予接见，然后又想让苏东坡修中书条例，王安石却竭力阻拦，并力荐吕惠卿。同年，苏东坡为国子监举人考官，策题以历史上君主独断或兴或亡之事为问，王安石大为不悦。神宗又想让苏东坡修起居注，王安石却说苏东坡不是“可奖之人”。神宗说苏东坡文学出众，为人亦平静，司马光、韩维等大臣都称道之。王安石回答说东坡是“邪险之人”，还说三年前苏东坡遭父丧时，韩琦等赠送赙金不受，却利用运丧的官船贩卖苏木入蜀，还说此事是人所共知，所以苏东坡虽有才智和名望，但只能当个通判，不可大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