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学四年级的时候,有一次期末考试,我考了全年级第一名,一阵大张旗鼓的表扬过后,老师派班长、学习委员到我家给家长报喜。我欢天喜地地领着同学,一路上说说笑笑。本来在学校我属于不善言谈的,家景不好让我始终有自卑感。这一次拿了年级第一,马上有了自信念,性格一下变得活泼开朗。
我七拐八绕到了家门口,忙不迭地冲屋子里喊:“妈妈,我们同学来了,我考试第一名!”我连珠炮似的说了好几遍:“妈妈,我考试第一,这是我们同学,来通知您的!”
没有妈妈的应答。
妈妈看了我们一下,眼睛里没有什么惊喜,只是平静地直直腰、举着两只满是煤屑的手,却没有去拿同学手里的喜报。答应了一声过后,又弯下腰,持续干活。
同学们的眼睛中也透出了一种失望和不理解。其中一个同学没有忘记老师交给的义务:“阿姨,朱军考试得第一,老师叫我们给您报喜。”
妈妈再次直起腰,转身看一看我,用手背轻轻抹了一下脸颊,淡淡地说了一句:“知道了。”
妈妈持续干活,搬起了一簸箕煤,对愣在一边的我们说:“孩子们,我知道了。你们快回家吧,谢谢你们。”语气平静得像完全没有报喜这回事。
同学们将那张粉白色的喜报放在桌上,我尴尬地站在院子里,勉强送走了同学,心中的委屈从头涌到脚。觉得自己的成绩被母亲否定了。自己的面子被母亲打碎了,刚刚创建不到半天的自信念被母亲摧垮了,自尊心被母亲伤害了!
我站在院子里一声不吭,看着母亲往返搬运煤块也不像往常那样去帮忙。母亲突然之间间在我的心中变得那么细微,那么不近人情。好几天,我都闷闷不乐,甚至故意不理睬母亲。
直到有一日,我回到家里,照例和母亲没有什么话说,走到房间门口,我停住了。
母亲一个人坐在床边。依旧穿着那件洗得褪了色的青布褂子。她身后的墙壁上,花花绿绿的,贴满了大哥得到的各种奖状。足足占了半面墙。大哥从小学开始,年年是三好生。有一年还被评选为兰州市“三勤学生”。那时候,大哥是父母的骄傲。每次拿来奖状,他并不张扬,静静放在家里桌子上。母亲看到后,就端端正正贴在墙上。直到大哥参加了工作,他上学时的奖状还贴在墙上!
夕阳的余晖透过窗户,落在母亲消瘦的身上。她手上拿着我那张粉白色的喜报。轻轻摩挲着,偷偷地掉眼泪——那一刻母亲的个人形象,像一幅经典油画深深地印在我的脑海中。一瞬间,我什么都晓畅了,对母亲的记恨顿时烟消云散。母亲对我的爱,对我的每一点进步,发自心里地高兴。只是为了让我晓畅,家里穷,上学是一种奢侈的付出,学好功课理所应当,不应该那样张扬。
直到母亲去世,我都没有和她提起这件事,但是我清楚地记妥当我长大过后,无论是回兰州家里,依然把母亲接到北京住,只要有我的朋友在场,母亲无论身体多么难受,都要特意换一件利利索索的衣服,把头发梳理整齐,端端正正,面带微笑地坐在椅子上,拿出最好的烟酒茶水招待我的朋友和大家聊天。见过母亲的朋友都说:“朱军的妈妈气质真好,难怪养出了这么一个儿子。”
听了这话她总是特别高兴。直到她身患绝症,依然是衣着整齐地出来见我的朋友,给足了我儿时那份缺失的“面子”。每当这时,我的心里都酸酸的。
